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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0-03-21 17:29:03

马克思传 已完结

马克思传

来源:袋鼠书城 作者:马克思主义 分类:其他 主角:马克思奥 人气:

今天小编带给各位书友们的是网络作家马克思主义的原创小说《马克思传》,主角马克思奥,文笔极佳内容精彩,相信各位闹书荒的朋友们都会喜欢这上本书,书中主要讲述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便对全人类的历史进程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表现在非共产党执政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表现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表现在经济文化先进的发达国家。其实,在发达的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最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之一。在这里我仅想谈谈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巨大影响。 ...展开

精彩章节试读:

第十六章 欧洲景象

(一)、国际工人协会的衰亡和欧洲工人阶级运动的四分五裂,意味着一9世纪70年代民族自治党派得到了发展。和以往一样,马克思希望战争成为革命的催化剂。一874年他写信给左尔格说:“整个欧洲的形势是这样:它越来越导向欧洲大战。我们必须通过这一关,然后才有可能考虑采取欧洲工人阶级的某种决定性的公开行动。”唯一存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国家是德国,正如马克思曾经预料的那样,工人运动的重心在普法战争后发生了转移。正是德国在70年代占据了马克思大部分的注意力。更确切地说,在德国存在两个无产阶级政党,爱森纳赫党和拉萨尔追随者的团体,他们在70年代初试图合并起来。普鲁士领导的德国统一、施韦泽辞去拉萨尔派的主席职务以及巴黎公社余波中俾斯麦对两党的镇压,都推动了这一进程。他们第一次规模很大的选举活动的成功表明这两个党获得了几乎相同的选票,谈判拉开了序幕,并在一874年底基本上达成了协议。一875年5月,在德国中部的一个小城镇哥达将通过统一的纲领。

德国内部的这些事情一定程度上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被激怒了,这不仅因为纲领的内容,还因为并没有向他们征询意见这样一个事实。恩格斯一875年3月给倍倍尔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他扼要地重述了纳入到纲领中的、不能接受的拉萨尔派的提议:把所有非无产阶级政党都看作“反动的一帮”加以反对,缺乏国际主义精神,关于“铁的工资规律”的观点,以及没有考虑工联的作用。并说如果纲领被采纳,他们将会与李卜克内西断绝关系。马克思5月份亲自给白拉克写了一封信,说“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在马克思看来,爱森纳赫派本应使自己为联合行动达成某种实际的协议。实际上,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大会之后就立刻与纲领划清了界限。马克思在信中还附了一份题为《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的手稿,请白拉克把该文散发给爱森纳赫领导人。李卜克内西认为谈判还为时过早,应缓一缓,因此只是让几个爱森纳赫领导人看了这个文件,却没有让倍倍尔等人看。直到一89一年该文才刊行出来,以《哥达纲领批判》而闻名。这篇文章是马克思最重要的理论文献之一。

?哥达纲领批判》行文采取了提“几点意见”的形式,其中包含两个重要内容:一是对纲领中有关分配国家财产观点的批判;另一个是对纲领中国家观的批判。就第一点来说,马克思反对“把那些在某个时期曾经有一些意思,而现在已变成陈词滥调的见解作为教条重新强加于我们党”。他在公开宣称的劳动所得属于社会一切成员的观点中没有发现非常革命性的东西,因为“这个论点在一切时代都被当时的社会制度的扞卫者所承认”。马克思进一步批评纲领没有抨击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对“公平的分配”和“平等的权利”的讨论模糊不清;工人应该得到“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这样一个观点,完全忽略了资本更新、社会公共部门的管理、贫困救济等的必要支出。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劳动所得”这个词语将会毫无意义,因为:

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

接着马克思描述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社会产品的分配,由于它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在这个社会中,每一个生产者将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在扣除作为社会基金的劳动之后),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份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

马克思继续写道,当然这种平等实际上是不平等的。衡量用的是相同的标准劳动,而人的能力、家庭条件等是不同的,因此不平等就出现了。马克思在一个着名的段落中继续写道:

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马克思这样总结了他对纲领这一部分的批判:

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既然真实的关系早已弄清楚了,为什么又要开倒车呢?

马克思第二个基本的批判是对纲领中的“自由国家”以及“废除工资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的批判。马克思反驳说,工资不是劳动的价值,而是劳动力的价值。这一事实就弄清了:

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中心问题就在于:用延长劳动日的办法,或者用提高生产率、从而使劳动力更加紧张的办法等等,来增加这个无偿劳动;因此,雇佣劳动制度是奴隶制度,而且社会劳动生产力愈发展,这种奴隶制度就愈残酷,不管工人得到的报酬较好或是较坏。

纲领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和它的阐述一样是错误的:它提出了政府援助的工人合作社,而不是社会的革命性转变。

回到“自由国家”这一论述中,马克思坦率地宣称这不可能是配得上称为“社会主义者”之名的工人的目标。马克思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代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他没有专门回答这一问题,而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事实上,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个纲领只不过是“陈旧的、人所共知的民主主义的废话”普选权,直接立法权,人民权利,人民军队等,很多在进步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就已经达到了。

尽管给了对方很大压力,马克思本人并没有断绝与纲领的关系;恩格斯声明说新党派中的分裂绝对无疑是非常错误的。俾斯麦对社会主义者日益增加的反对立场,使得拉萨尔派与政权联合的政策越来越不具有现实性,爱森纳赫派很快获得了最高领导权。随着德国工业以惊人速度的发展,新的社会民主工人党获得了比以往多的选票。虽然这样,马克思仍然对他的战友和学生的政策很不满意。连倍倍尔(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看作该党中唯一的完全可靠的人)都说:“与伦敦两位老人达成理解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2)、虽然马克思非常渴望有一个理论杂志,来揭露“缺乏教养的无知之徒和浅薄的文人”,但他对一877年8月出现的《未来》杂志仍然持不欢迎态度,该理论杂志计划两周一期,来取代党的机关报《前进报》。该杂志得到了一位富有的法兰克福出版商的儿子卡尔8226;赫希柏格的资助,他怀着最好的意图,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不理会任何‘意图’”。他拒绝为该杂志撰稿;当他读到有关正义的词语和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幻想时(这使他想到了40年代“真正的社会主义”),认为并不合理。“把资产阶级带入党”结果并没有成功。马克思总结了他对德国形势的总的看法:

在德国,我们党内,与其说是在群众中,倒不如说是在领导(上层阶级出身的分子和“工人”)中,流行着一种腐败的风气。同拉萨尔分子的妥协已经导致同其他不彻底分子的妥协:在柏林(通过莫斯特)同杜林及其“崇拜者”妥协,此外,也同一帮不成熟的大学生和过分聪明的博士妥协,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这种基础要求一个人在运用它以前认真地、客观地研究它)。《未来》杂志的出版人赫希柏格博士先生是这种倾向的一个代表者,他已经“捐资”入党,就算他怀有“最高贵的”意图,但是,我不理会任何“意图”。世界上很难找到一种比他的《未来》杂志的纲领更可悲、更“谦逊地自负”的东西了。

工人本身如果像莫斯特先生那帮人一样放弃劳动而成为职业文人,他们就会不断制造“理论上的”灾难,并且随时准备加入所谓的“有学问的”阶层中的糊涂虫行列。几十年来我们花费了许多劳动和精力才把空想社会主义,把对未来社会结构的一整套幻想从德国工人的头脑中清除出去,从而使他们在理论上(因而也在实践上)比法国人和英国人优越。但是,现在这些东西又流行起来,而且其形式之空虚,不仅更甚于伟大的法国和英国空想主义者,也更甚于魏特林。当然,在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出现以前,空想主义本身包含着这种社会主义的萌芽,可是现在,在这个时代以后它又出现,就只能是……愚蠢的、无聊的和根本反动的。

社会民主工人党创建于哥达会议,当然包含着很多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义:约翰8226;莫斯特倡导某种与无政府主义极为接近的东西,“博爱的”社会主义有众多的追随者,杜林的去中心化和高度平等主义的公社对工人党中的爱森纳赫一派有着很强的吸引力。杜林为克服失明所带来的困难的奋斗,以及在大学权威面前坦率的激进主义言论,使他在他所从教的柏林广受欢迎;只是到了后来,他的光芒由于日益增长的妄自尊大和强烈的反犹主义才暗淡下来。总的来说,杜林认为他对马克思的批判是“来自左翼”的,他批评了他称之为马克思的黑格尔式的经院哲学,他的经济决定论,对李嘉图的依赖,以及他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思想的含糊性。然而,尽管诙谐地称马克思是“年老的青年黑格尔派”,但他非常推崇马克思,对他的着作也相当敬重。一877年,工人党的会议差点通过了一项决议,停止刊登恩格斯反对杜林的文章。约翰8226;莫斯特提出了该建议,称恩格斯的文章“对《前进报》的大多数读者而言没有意义”。倍倍尔努力促成他们通过一项折中的决议,即把文章以科学增刊的形式刊行。鉴于李卜克内西对所有加入者敞开大门而造成的“党的腐败堕落”,马克思对俾斯麦一878年一0月通过的反社会主义法令持欢迎态度。这个夏天,威胁威廉一世生命的两次行动自然使马克思极为愤怒,因为这马上就给俾斯麦制造了借口,禁止所有社会民主党派的组织、会议以及公开出版物,这个禁令将实行一2年。

马克思对德国形势的不满又一次集中于一份新的出版物。一879年8月,在苏黎世出版了三个流亡者编辑的《年鉴》第一期,这三个人是:创建了《未来》杂志的同一个赫希柏格,社会民主党新闻工作者卡尔8226;施拉姆以及爱德华8226;伯恩施坦,他是后来的修正主义倡导者,最近刚从杜林转到马克思的思想上来。工人党很显然需要一份有号召力的刊物:约翰8226;莫斯特曾开始启动无政府主义者的《自由》;住在巴黎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新闻工作者卡尔8226;希尔施,曾创建了一份名为《灯笼》的新杂志,在布鲁塞尔刊行。希尔施被说服承担了动议中的《年鉴》的编辑工作,《年鉴》的准备工作留给了苏黎世的那三个人。然而,第一期就显示出寂静主义和改良主义倾向,以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要坚决反对。还使他们感到愤怒的是苏黎世编辑们对希尔施的不友好态度,因为希尔施曾在他的报纸上抨击了一位叫凯泽尔的社会民主党人,该社会民主党人曾投票赞成保护德国的钢铁工业。凯泽尔实际上事先曾与他的同事商议,并得到了他们的许可。然而,马克思不考虑这一策略,认为这是“议会白痴症”。

在给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的一封长信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扼要地说他们的不平。他们反对苏黎世小组的观点,即认为工人阶级不能解放自身,只有改革才是党的目标,以及暂缓制定党的纲领。他们说,这种态度使他们想起了一848年,这些人是些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满怀恐惧地声明,无产阶级被自己的革命地位所推动,可能“走得太远”。不是采取坚决的政治上的反对立场,而是全面地和解;不是对政府和资产阶级作斗争,而是企图争取他们,说服他们;不是猛烈地反抗从上面来的迫害,而是逆来顺受,并且承认惩罚是罪有应得。一切历史地必然发生的冲突都被解释为误会,而一切争论都以大体上我们完全一致这样的断语来结束。

无产阶级应该由资产阶级归附者来增强力量当然是必要的。但他们必须首先要能够对无产阶级事业做出有益的贡献,其次要能够完全放弃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偏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信的结尾写道:

至于我们,那末,根据我们的全部经历,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规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博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如果党的新机关报将采取适合于这些先生们的观点的立场,如果它将是资产阶级的报纸,而不是无产阶级的报纸,那末很遗憾,我们只好公开对此表示反对,并结束我们一向在国外代表德国党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和你们的团结一致。但愿事情不致于弄到这种地步。

然而,《年鉴》只出版了两期,一879年9月《社会民主党人报》就创立了。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这份新报纸“没多大价值”。他们仍然对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渗透非常不满,双方的关系依然紧张。这大多是因为恩格斯比马克思有更多军人的口气,所以,李卜克内西(其中的一位)就感到马克思是一个非常好相处的人。但是整个争吵一880年底平息了,当时倍倍尔和伯恩施坦进行了他们所谓的“卡诺萨之旅”,拜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大家同意伯恩施坦承担《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工作,多少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他做得非常成功(马克思对伯恩施坦的看法没有记载)。虽然马克思对未来极其乐观,但是对正在成长的一代却极为刻薄。可以举两个例子:他对恩格斯评论说,狄慈根的工作越来越糟糕,并认为这个人的情况是“无可挽救的”;考茨基(很快成为德国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被马克思指责为“一个平庸而目光短浅的人,过分聪明(他才二十六岁),自负,在某种程度上是勤勉的,对统计学下了不少工夫,但收效不大,是个天生的俗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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